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，“在世界学术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”（李学勤语）。作为甲骨学史肇端的必备要素，甲骨文发现者成为诸多相关学术领域的关注对象。目前公认的甲骨文发现者为王懿荣。王宇信等所撰《甲骨学发展120年》一书认为，王懿荣“1899年第一个鉴定、购藏甲骨文，奠定了国际性学问甲骨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，因此被海内外学者尊崇为‘甲骨文之父’”。
发现与购藏
关于王懿荣与甲骨文的发现，有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。清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王懿荣因患疟疾，在北京菜市口的达仁堂药店抓了几副中药。在翻检药物时，他发现其中有一味叫“龙骨”的中药上有人工契刻的符号，颇类篆文。王是金石学家，素精于文字考订，故判断这是尚不为世人所知的上古文字材料。于是再派人到达仁堂去，将该店所存“龙骨”全部检选一通，又得有字者若干，“细为考订，始知为商代卜骨，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”（王懿荣之子王汉章语）。
追溯起来，上述传说始于署名汐翁的一篇名为《龟甲文》的短文，刊于1931年7月5日北京出版的《华北日报》的《华北画刊》第89期。李学勤2007年在《殷都学刊》发表《汐翁〈龟甲文〉与甲骨文的发现》一文，指出该文“关于甲骨文的发现离奇而不符合事实”。李先生的文章从学术角度为误传画上了句号。如果说，甲骨文的发现并不始于王懿荣吃“龙骨”，那么，甲骨文又是怎么被发现的？它的发现者到底是什么人？陈梦家《殷虚卜辞综述》（以下简称《综述》）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述，大略如后。
甲骨文首先被发现的地点是河南安阳的小屯村，这里位于洹水之南，是现在驰名世界的殷墟，地下埋藏大量契刻着殷代文字的龟甲兽骨。这些龟甲上契刻的文字被称为“甲骨文”，也称“契文”。因大多是占卜的记录，一般被称为甲骨卜辞。若干年来，在甲骨文中发现了一些非卜辞的记事文献材料，但数量不是很大。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，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；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，则是我国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历史文献。
最早看到这种物件的是小屯村农民。他们掘得这些宝贝但不识为何物，于是随手扔掉，或填塞枯井，有些头脑灵活的人则把它们当作“龙骨”卖给中药铺。小屯村有个剃头匠叫李成，爱干此事。每逢庙会，李成还把“龙骨粉”当止血的“刀尖药”去卖。“龙骨”本当天成，因而带字的甲骨药铺是不收的，在出卖时，还需要将上面所刻文字刮去，相当麻烦，况且药铺收购“龙骨”的出价极低，每斤才制钱六文，所以一直没有人下大力气搜求此物。
光绪二十四年，山东潍县（今属潍坊）的古董商范寿轩跑到小屯收购文物。当时金石之学大盛，凡古物以有铭文者为贵，所以范注意询问地里有没有出带字的东西，当问及李成时，李将带字的甲骨拿出来给他看。这是陈梦家1953年到小屯时，亲访李成的儿子李全福及村中老人何金生（即何三，72岁）所得口述史料（《综述》第2页）。
范寿轩初不识甲骨为何物，故未收购。当年冬天，他到天津一名老主顾王襄家里，言及此事。在座的书法家孟广慧（字定生）听范所述，认为当是古代简策，促他速去访求。第二年（1899）秋天，范携所获“龙骨”到天津出售。这是甲骨的首次正式面世，也是学者与甲骨文的首次接触。据考证，交易地点在一家名为“马家店”的大车店，位于今天津红桥区春德街、韦驼庙大街附近的南小道子85号。
因范寿轩索价较高，孟定生和王襄等人财力有限，所购不多，范寿轩遂携至北京，售予王懿荣。第二年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。王氏以国子监祭酒任团练大臣，城陷后投井殉国，所藏甲骨后多归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（字铁云）。1903年，刘鹗采纳罗振玉的建议，将购自王懿荣旧藏并他途所得甲骨共5000余片加以整理，精选1000余片，墨拓石印，名之《铁云藏龟》，是为甲骨文著录之滥觞。甲骨文由此才广为人知，甲骨学亦终在学术界蔚成大国。
研究与递藏
《综述》第一章《总论》中说，王懿荣“为收藏与鉴定甲骨的第一人”。但这句话与其记述似有矛盾。有关甲骨文的发现史，《综述》还另有记述，值得注意。该书第二十章《附录》第一节第二款《孟定生王襄与甲骨发现》中说：“除王懿荣外，最早鉴定与收藏甲骨的，应推孟定生与王襄。”书中引王襄《题易穞园殷契拓册》说：“范贾售古器物来余斋，座上讼言所见，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，意为古简，促其诣车访求，时则清光绪戊戌冬十月也。翌年秋，携来求售，名之曰龟板。”又王襄《题所录贞卜册》说：“惟孟定老世叔及予，知为古人之契刻也，可以墨迹视之。”王襄1953年给陈梦家的信中说：“其时计字论值，每字一金，吾侪所不能得者，全数携往北京售诸王懿荣，全都得价三千金。”（《综述》第648页）
王襄是著名甲骨学专家，他去世后，郭沫若为其题墓碑“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同志之墓”。《甲骨学发展120年》第四章《120年来甲骨学发展史上有贡献的甲骨学专家》第一节《甲骨学发展史上的四个第一人》说：“甲骨文发现第一人——王懿荣，甲骨文著录第一人——刘鹗，甲骨文研究第一人——孙诒让，甲骨文字典编纂第一人——王襄。”作为甲骨文发现史的亲历者，王襄对甲骨文发现过程回忆的价值，是他人之言所无法比拟的。王懿荣之子王汉章1933年对王懿荣收藏甲骨的追记，常为人所引用，但王汉章在王懿荣死难之时才十岁，“故一切所述皆从其父执故旧处听来”（《综述》第648页），与王襄的回忆不可同日而语。
与此相关，有两个问题需加以补充说明。第一，孟广慧收藏甲骨的数量。《甲骨学发展120年》的《序论》第二节说“基本与王懿荣同时，王襄、孟定生也在天津开始收藏少量甲骨”。“少量”是多少呢？未有说明。据王襄《孟定生殷契序》中回忆，当范寿轩1899年到天津出售甲骨时，他和孟定生两人“不约会”皆前去购买。王本人因财力所限，“取块小之龟甲一包，携之归”。“定老则流连不忍舍去”，终“购得巨大之边条与凹形之骨数十片，费去数十百金”。关于此次收购甲骨的经费来源，王襄亦有说明：“定老固非雄于资者，何得此项巨金。盖其叔志寿先生继埙，时官武昌盐法道，适寄旅费至，欲其游湖北，故挹彼注兹，以成其大愿，所谓千载一时也。”
可资比较的，是王懿荣所购甲骨数量。陈梦家说：“1899年秋，范估以12版甲骨售于王氏，每版银二两。”也就是说，1899年秋天，孟定生所购甲骨数量是超过王懿荣的。但两人收藏总数，则王氏多于孟。据陈梦家统计，“王氏收购收藏甲骨约在1200片左右，最多不能超过1500片”（《综述》第647页）。而孟定生所藏，总数为430片，其中360片后归文化部。这批甲骨，陈梦家曾亲为点视。
第二个问题是，孟广慧是否对甲骨文进行过研究？如果有，是什么时间进行的？关于这个问题，陈梦家在《综述》中说，他曾亲自整理孟定生所藏甲骨，看到“孟氏在包皮上亲笔写了‘十六册，二百〇五至二百二十，字精者，庚子九月二十一夜抚过’”。
据陈梦家所述：“甲骨出土后，最早在戊戌（1898年）冬为潍估范寿轩所注意而首先经孟定生认为有古简之可能。”“己亥（1899年）秋，范寿轩携甲骨至天津求售，首先为孟定生、王襄购取若干小块，其他较大之甲骨，（包括一个整甲的上半）大部分归于王懿荣。”“庚子冬，孟定生选其所藏之字精者抚摹之。”（《综述》第648页）这些话是严谨而符合史实的，除了孟广慧所购藏甲骨数量以外，而这一点是受当时的史料所限。作为甲骨学专家，陈梦家实际上肯定了孟广慧是最早有记录的甲骨文研究者，这一点与王襄的有关回忆可以相互参证。
应该特别注意的是，孟广慧亲笔所书“十六册，二百〇五至二百二十，字精者，庚子九月二十一夜抚过”一句，字数不多，但它证明孟广慧在庚子年（1900）即甲骨文面世的第二年，已对所藏甲骨进行过整理和初步研究。这是关于甲骨文研究最早的文献材料，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孟广慧是书法家，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与书法方面，但他与甲骨学界的交流及其影响并不限于王襄一人。比如，他曾通过王懿荣次子王崇烈的介绍，拜访王氏，并得以观摩王氏藏品。现在回头来看王懿荣与甲骨文的关系。由于收藏较早，藏品流传有序，以及与刘鹗等人的关联，王氏在甲骨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，但他购藏甲骨的时间确实稍晚于孟广慧和王襄，而且到目前为止，没有发现王懿荣就甲骨文进行过研究的史料。所以，应当承认孟广慧及王襄是最早鉴定与收藏甲骨文者，尤其对孟氏在甲骨文发现史上的地位，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书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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